“回忆一生，我从小就受党的熏陶。” 97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休干部刘宗汉这样开始讲述他的故事。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这位亲历过抗战烽火的老人，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。
1927年，刘宗汉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革命家庭，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，亲舅和堂舅中也有共产党员，“我们家当时就是党的一个联络站，我经常会看到父亲像是和别人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情。”刘宗汉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也是共产党员，会古诗文，还会英语，后来，因坚决不肯“给日本人教书、教日本人的书”，这位老师以死明志。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安平县城，“但广大农村他们占不了，我们这个地区早就有党组织在活动了。”1938年前后，共产党领导的工会、农会、儿童团纷纷成立，学校里建起了学生会。正在读高小的刘宗汉一边读书，一边和同学们当宣传员，到处写标语、演节目，传播先进思想，“比如说妇女解放，女性不但要放足，还要学文化，可以自由恋爱；还有什么是民主政治、什么是‘三三制’政权……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抗日，我们就讲给乡亲们听。”
但日寇的铁蹄与血刃容不下一方书桌：“敌人经常出来骚扰，一听到有敌情，老师就要带着我们转移。”刘宗汉记得，那时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挎着一个木头匣子，拎着可以盛书，放下可以当凳子，“我们早晨带上贴饼子、窝窝头和一包小米，如果没有敌情，老师中午就熬一锅粥，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。”
1942年，日军发起惨烈的“五一大扫荡”。“安平县周围都是平原，无法躲藏，敌人便对我们穷追不舍。”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，大家找到了应对方法，“敌人既然是拉网式的，我们就得学会钻网眼儿，往回跑，而且还要隐蔽下来。我们藏在麦地里，眼看着敌人呼呼地过去，可他们就是发现不了我们。”日军想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，为了保存力量并尽可能减少百姓的损失，八路军大部队撤往太行山、五台山等地形复杂的山区，但是游击队不能走，民兵不能走，县大队不能走，党组织骨干更不能走，要继续与敌人坚持战斗，化整为零、打游击战，坚决保卫抗日根据地。
十几岁的刘宗汉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了民兵组织，白天藏进青纱帐，等到夜色降临，便在腰间掖上两颗手榴弹去骚扰敌人，或者顺着电线杆子爬上去弄断电线。“鬼子急了，逼着老百姓把离村子近的高秆庄稼全部砍光。而且一到冬天，地面庄稼都没有了，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。”于是，大家从地面向地下转移，刘宗汉家先试着挖了地道，地道口开在牲口的脚底下、吃草的槽子前面，洒上牛粪马粪做掩饰，“敌人一看这么脏，很少起疑心，这个地道口从来没有被发现过。”很快，根据上级指示，全村都被动员起来，“上面有街道，下面有地道”。地道里设有通气眼，可以点蜡烛采光，有时，刘宗汉会带上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书籍，在地道里给大家讲讲故事，“虽然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。”
从村子向东约二里地有一座日军炮楼，住着几个鬼子。有一天，日伪军小队长带着汉奸警卫到村里做衣裳，在村干部的保密和配合下，两名游击队员乔装打扮了一番，跟着进了裁缝家。趁着汉奸警卫正摘老乡家里的枣吃，游击队员一枪将其击毙，并迅速控制住了小队长。刘宗汉和其他民兵游击队员一起包围了炮楼，“鬼子一晚上都没敢动。后来经过一番教育，敌人统统投降了，炮楼也烧了。”进入1944年，盘踞县城的日军渐渐退缩至石家庄等大城市，很多县城陆续重回党和人民的手中。
1945年，刘宗汉接到县里的命令，调他去农村教书，恢复被日军摧毁的学校。“日本人没完全走的时候，我组织儿童团打鬼子，腰里一直别着手榴弹。我告诉学生们一定要学本领，把鬼子赶出中国去。”此后几十年，刘宗汉求学精进，数度辗转，在教育岗位上奉献了大半人生。他一直记得党的教导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老人用一句朴实的心里话结束了他的故事：“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好、民族搞兴旺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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